粉刷工的比喻不无道理：同行之间互相监视，谁一不小心把底下的裂缝暴露出来，其他人就会齐声把责任推给他。并非因为突然良心发现，而是为了自保，为了不被连累，他们迅速划清界限，彼此变成了执剑的帮手。老练者更擅长察风向，站队比别人快，声量也更大——这是职业敏感性，更是一种利益驱动下的本能。

我之所以要谈到某些事件，不是为了点名，而是为了说明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：如果知识分子的良知只能靠倚附权力的高处才能苟延残喘，若他们把学识和头衔当作保命的筹码，甘愿为强权辩护、为体系找理由，那么“知识分子”这个称谓就失去了应有的含义。学问被用来为既得利益辩护，头衔成了划分身份的护身符；求真与同情心被交易掉，剩下的只是为权力服务的论述与自我保护的沉默。犬儒与伪学者相互衔接，辩护与回避相辅相成，恶性的机制便越来越难被打破。

当沉默成为常态，当同行联手把暴露真相的人推上替罪羊的位置，这片土地上的沉默者将为后代留下难以挽回的创伤。因此，对这种突破底线的堕落，必须有人站出来反对；若连最简单的反驳都没有，那就是纵容下滑继续发生。

再问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：当代知识分子还剩下多少骨气？不必谈高远的风骨，先看最基本的事——将普通人的所见所感如实说出，真的那么困难吗？外卖骑手每天长时间劳动却无社保、网约车主在扣除成本后收入所剩无几、中年人被裁后不得不靠跑外卖维持生计——这些并非需要高深头衔才能看见的事实，而是街头巷尾触手可及的现实。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，学位越来越多，但直言这些现实的人越来越少。许多名流擅长引据权威，却不愿或不敢把残酷的现实直接说清：他们在“看见”和“说出”之间加上滤镜，把剥夺解释为选择，把苦难美化为政策权衡。

结果是理想、操守与人格一同沦丧。真正把学问、良知和普通人利益放在比头衔更重要位置的人，越来越稀少。若连把“灵活就业等同福利”的荒谬话语都能从高位之口轻描淡写而无后果，同行间又能为整体面子而共同出手将异见者推下水，公众除了跟风谴责找不到其他出口，那么“知识分子”这一身份也该被重新审视乃至废弃。

所以，当更多人以学术或话语权为掩护去掩饰不公，忘却替弱者发声的责任时，整个社会的道德与公信将被蚕食，这不是某一代人的损失，而是会拖累好几代人走不出的寒冬。必须有人坚持说真话，坚持为被压抑的人做见证，否则我们共同承受的代价只会越发沉重。